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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代际的交融 　　——溯源《生理学报》和《Toxicon》的基准坚守与变革适应性

刘志睿, 吉永华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今年是中国生理学会旗下杂志《生理学报》创刊85周年，同时也恰是国际生物毒素界专业杂志《Toxicon》创刊50周年。回眸这两个杂志的办刊历程，宛若两条各自奔涌的长河，学术思想的冲撞和积淀有时竟如此相似。历史的凝重就在于它们背后投射出的缕缕婆娑，耐人寻味。
办刊理念
正如《新青年》杂志在办刊早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沿思想阵地，《生理学报》和《Toxicon》的办刊宗旨皆是成为各自所属学科的交流园地：中国生理学会成立于1926年，次年由林可胜等创办《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1953年起改为现称)；国际毒理学会成立于1962年，同年《Toxicon》创刊。
《生理学报》的创刊宗旨早已随着被誉为“中国生理学之父”林可胜先生的仙去而无从可考，但仍可从他的继任者——中国现代生理学先驱者冯德培院士一席意味深长的话语中揣摩一二：“学科发展有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情况，生物科学分析工作较过去多，分析多了之后，必定有一个综合的要求；另一方面，什么是生理学?凡是从功能出发的、以功能观点来研究生命现象的，都是生理学”[1] ，此话明确了《生理学报》是整合多学科、多技术，以功能为出发点，从多角度研究生命科学问题的集大成者；《Toxicon》的创刊辞明确：“…a stimulating and useful aid in improving treatments and curative processes, thus expediting the eventual triumph of science over myth”(助力医疗，征服未知)。
两个杂志创刊词异曲同工，皆浸润了科学的包容性和整合性。
历史变迁
《生理学报》较之《Toxicon》，办刊的历史渊源更为悠久，其前身《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在创刊初时逢我国战乱频仍的年代，仅在1927~1937年由林可胜、安尔(H. G．Earle)、伊博恩(B．E. Read)和吴宪等共同主编领导下度过了相对安稳的襁褓期，这10年中《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以其在学术上的前沿追踪和优秀的办刊质量，为世界学界所瞩目，受到国际学仁竞相称颂，在国际同类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内外交困的国内环境使该刊举步维艰，更因1941年北京协和医院关闭而曾一度停刊。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现名的《生理学报》在冯德培院士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陆续恢复，并刊登了一批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邹冈和张昌绍等观察到吗啡镇痛的作用部位在脑导水管周围)。然而，紧接着的一场政坛噩梦——“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令《生理学报》再度停刊[2]。1977年虽得以复刊，却着实元气大伤，难以重铸当年在国际间的辉煌。
《Toxicon》作为世界毒理学会的会刊，创办人Russell任首任主编，1962年创刊初期每年出版4期。1970年起由Rosenberg担任第二任主编，扩展为双月刊，至1990年扩展为月刊。每年页数由1969 年的344页增至1 501页，每年发表论文160篇以上，1972年被SCI收录，当年影响因子0.72，成为反映生物毒素领域研究动态的国际权威刊物。1992年起由Harvey任第三任主编。2003年会刊扩至每年16期，分为两卷出版，每卷均在1 000页左右，刊载论文100多篇[3]，影响因子已达2.51，成为世界毒理学界公认的顶级专业期刊。
《生理学报》办刊80余年历经沧桑。其间竟有约三分之一的时期陷于政治囹圄，几近萧条。尽管如此，仍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冯德培先生曾感言：“在我们老一辈人中，你拿出几个在科学界连续不断做几年工作的人给我看一看，很少有人拿得出来。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连续不断做10 年工作的福气”[1]。 如今虽身处国家安定局面，《生理学报》却面临稿件质量整体下降、全英文版推进缓慢、主编更换等尴尬境地。对比《Toxicon》办刊50年，仅历经了三届主编的更替，构筑了稳定的期刊领导管理体系。现任主编Harvey至今任期已长达20年！显然，健康的社会生态、持之以恒的理念坚守与文化传承是一个刊物经久不衰的根本保障和生命源泉。
学术文化的交流、交锋和交融永远是学科发展的肥沃土壤。在中国生理学界逐渐重返国际舞台的今天，或许现阶段《生理学报》的历史使命姑且暂定位于“中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园地”[4]，唯有立足自身，方有望再续“前缘”。
涛声依旧
《生理学报》在创刊之初，以林可胜、吴宪、蔡翘、张锡钧、冯德培等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生理学家在该刊所发表的文章，如神经肌肉接头、中枢神经系统化学传递、皮肤电反射、胃液分泌及其机制[5]、中枢对血压调节作用、肝在糖代谢中的作用、蛋白质变性作用、麻黄素的作用、中国人代谢标准测定等，堪称国际先进水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德培院士任主编，励精图治，亦在肌纤维收缩和肌原纤维结构的研究、肉毒杆菌毒素阻断神经肌肉传递的研究、脑室内或脑组织内微量注射吗啡镇痛效应、针刺对异常血压正常化作用、刺激减压神经对延髓心血管神经元影响、迷走神经–胰岛素研究、乙酰胆碱作用机制研究等热点问题上颇具国际影响力[2]；但在经历“文革”动乱后，虽承蒙刘育民、杨雄里、姚泰、朱培闳、赵志奇等历任主编的苦心经营和众多业界精英们的鼎力支撑，《生理学报》的发稿质量却逐步下滑，收录的稿件从分子、细胞、器官、整体等各个水平上探讨生理机制，但深入的实验分析研究尚不多见，时任《生理学报》掌门的杨雄里主编曾直言：许多来稿描述了新的实验现象，往往停留在基于文献讨论的推测上，反映在标题上则常见“Effects of. . . on. . .。”在某次编委会的定稿会上，30 篇稿件中竟有10 篇标有这样的标题[4]！这种浅尝辄止式的研究，不能不说从一个方面表明《生理学报》淡出国际高水平专业期刊行列的现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Toxicon》的视角点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毒物学的基础与临床问题，同时也烙刻着各时期业界关注的学术焦点及其技术进步的轨迹。例如，在创刊初期，从实验表象获取客观认识的工作占主体，即运用交联葡聚糖(Sephadex)材料，氨基酸分析技术，细胞培养技术以及“组学”概念，结合蛋白酶学知识，探究有毒生物粗毒制品的在体药理学、临床效应和有毒生物物种(微生物除外)的地域分布特征。具体热点话题包括海生芋螺毒、抗毒血清制备、实验性手段、磷脂酶A2 (PLA2)等大分子酶类等。时间来到2006~2012，《Toxicon》更加注重基础生物毒素学(Basic Toxinology)与临床生物毒素学(Clinical Toxinology)的相互转化：不仅有利用新方法发现新毒素的奠基性工作，亦不乏从分子基因结构层面解释毒素中毒机理的深入研究，更有关注公共医疗健康、开发毒素型药物先导分子和临床抗毒诊疗的战略性上佳之作。涌现出一批代表性成果和人物，如Bravo等利用苏云金杆菌毒素作为杀虫剂先导物的研究、Catterall等借助蝎毒素解析电压门控钠通道构件以及Norton 和 Olivera在芋螺毒素镇痛功效的临床基础转化的研究等[6]。
数字见证
数字往往能如实反映一个刊物的成长历程。
2011年，《生理学报》总出版页数为635页，发表文章数87篇，较之2010年增长10%：其中综述14篇，研究论文60篇，实验技术5篇，科海拾贝8篇；其中英文文稿18篇。2011年退稿率为52%，平均发表周期4~5个月，2011年PubMed LinkOut 点击量每月在2 100~2 500次，共约27 000次，比2010年增加了约2 000次(数据来源：《生理学报》编辑部)。
《Toxicon》至2012年出版卷数已达16卷，年总出版页数超过2 200页，共收稿500余篇，文稿主要来自南美、欧洲和亚洲，平均出版周期已缩短至100天左右，年均下载量已接近450 000。影响因子业已从创刊初期的0.72，逐步攀升至2011年的2.51 [3,6]。
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安托万·博奎特曾为中国科技期刊支招：“对中国科学期刊来讲，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升级，而不是如何做‘大’。不要试图成为一本内容很泛的‘大’期刊，而要力图成为小而精的期刊，在细分领域形成很强的影响力。”或许，单纯的数据层面比较毫无意义，但同为“小身材”成就的“大气量”的《Toxicon》，《生理学报》能从中借鉴到什么呢？持之以恒、稳定的外部坏境乃是根本保障，“《生理学报》的前途离不开我们中国的前途”[1]；其次，坚守文化传承、拥有强力的依托支撑和一支高水准的编审队伍是内在引擎；《生理学报》的成长更需要赖以生存土壤的支持，中国生理学会理应在维系《生理学报》的学术影响力、推陈出新的复兴之路上担任主力军。
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跨越代际的交融 　　——溯源《生理学报》和《Toxicon》的基准坚守与变革适应性

刘志睿, 吉永华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

Abstract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今年是中国生理学会旗下杂志《生理学报》创刊85周年，同时也恰是国际生物毒素界专业杂志《Toxicon》创刊50周年。回眸这两个杂志的办刊历程，宛若两条各自奔涌的长河，学术思想的冲撞和积淀有时竟如此相似。历史的凝重就在于它们背后投射出的缕缕婆娑，耐人寻味。
办刊理念
正如《新青年》杂志在办刊早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沿思想阵地，《生理学报》和《Toxicon》的办刊宗旨皆是成为各自所属学科的交流园地：中国生理学会成立于1926年，次年由林可胜等创办《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1953年起改为现称)；国际毒理学会成立于1962年，同年《Toxicon》创刊。
《生理学报》的创刊宗旨早已随着被誉为“中国生理学之父”林可胜先生的仙去而无从可考，但仍可从他的继任者——中国现代生理学先驱者冯德培院士一席意味深长的话语中揣摩一二：“学科发展有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情况，生物科学分析工作较过去多，分析多了之后，必定有一个综合的要求；另一方面，什么是生理学?凡是从功能出发的、以功能观点来研究生命现象的，都是生理学”[1] ，此话明确了《生理学报》是整合多学科、多技术，以功能为出发点，从多角度研究生命科学问题的集大成者；《Toxicon》的创刊辞明确：“…a stimulating and useful aid in improving treatments and curative processes, thus expediting the eventual triumph of science over myth”(助力医疗，征服未知)。
两个杂志创刊词异曲同工，皆浸润了科学的包容性和整合性。
历史变迁
《生理学报》较之《Toxicon》，办刊的历史渊源更为悠久，其前身《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在创刊初时逢我国战乱频仍的年代，仅在1927~1937年由林可胜、安尔(H. G．Earle)、伊博恩(B．E. Read)和吴宪等共同主编领导下度过了相对安稳的襁褓期，这10年中《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以其在学术上的前沿追踪和优秀的办刊质量，为世界学界所瞩目，受到国际学仁竞相称颂，在国际同类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内外交困的国内环境使该刊举步维艰，更因1941年北京协和医院关闭而曾一度停刊。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现名的《生理学报》在冯德培院士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陆续恢复，并刊登了一批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邹冈和张昌绍等观察到吗啡镇痛的作用部位在脑导水管周围)。然而，紧接着的一场政坛噩梦——“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令《生理学报》再度停刊[2]。1977年虽得以复刊，却着实元气大伤，难以重铸当年在国际间的辉煌。
《Toxicon》作为世界毒理学会的会刊，创办人Russell任首任主编，1962年创刊初期每年出版4期。1970年起由Rosenberg担任第二任主编，扩展为双月刊，至1990年扩展为月刊。每年页数由1969 年的344页增至1 501页，每年发表论文160篇以上，1972年被SCI收录，当年影响因子0.72，成为反映生物毒素领域研究动态的国际权威刊物。1992年起由Harvey任第三任主编。2003年会刊扩至每年16期，分为两卷出版，每卷均在1 000页左右，刊载论文100多篇[3]，影响因子已达2.51，成为世界毒理学界公认的顶级专业期刊。
《生理学报》办刊80余年历经沧桑。其间竟有约三分之一的时期陷于政治囹圄，几近萧条。尽管如此，仍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冯德培先生曾感言：“在我们老一辈人中，你拿出几个在科学界连续不断做几年工作的人给我看一看，很少有人拿得出来。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连续不断做10 年工作的福气”[1]。 如今虽身处国家安定局面，《生理学报》却面临稿件质量整体下降、全英文版推进缓慢、主编更换等尴尬境地。对比《Toxicon》办刊50年，仅历经了三届主编的更替，构筑了稳定的期刊领导管理体系。现任主编Harvey至今任期已长达20年！显然，健康的社会生态、持之以恒的理念坚守与文化传承是一个刊物经久不衰的根本保障和生命源泉。
学术文化的交流、交锋和交融永远是学科发展的肥沃土壤。在中国生理学界逐渐重返国际舞台的今天，或许现阶段《生理学报》的历史使命姑且暂定位于“中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园地”[4]，唯有立足自身，方有望再续“前缘”。
涛声依旧
《生理学报》在创刊之初，以林可胜、吴宪、蔡翘、张锡钧、冯德培等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生理学家在该刊所发表的文章，如神经肌肉接头、中枢神经系统化学传递、皮肤电反射、胃液分泌及其机制[5]、中枢对血压调节作用、肝在糖代谢中的作用、蛋白质变性作用、麻黄素的作用、中国人代谢标准测定等，堪称国际先进水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德培院士任主编，励精图治，亦在肌纤维收缩和肌原纤维结构的研究、肉毒杆菌毒素阻断神经肌肉传递的研究、脑室内或脑组织内微量注射吗啡镇痛效应、针刺对异常血压正常化作用、刺激减压神经对延髓心血管神经元影响、迷走神经–胰岛素研究、乙酰胆碱作用机制研究等热点问题上颇具国际影响力[2]；但在经历“文革”动乱后，虽承蒙刘育民、杨雄里、姚泰、朱培闳、赵志奇等历任主编的苦心经营和众多业界精英们的鼎力支撑，《生理学报》的发稿质量却逐步下滑，收录的稿件从分子、细胞、器官、整体等各个水平上探讨生理机制，但深入的实验分析研究尚不多见，时任《生理学报》掌门的杨雄里主编曾直言：许多来稿描述了新的实验现象，往往停留在基于文献讨论的推测上，反映在标题上则常见“Effects of. . . on. . .。”在某次编委会的定稿会上，30 篇稿件中竟有10 篇标有这样的标题[4]！这种浅尝辄止式的研究，不能不说从一个方面表明《生理学报》淡出国际高水平专业期刊行列的现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Toxicon》的视角点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毒物学的基础与临床问题，同时也烙刻着各时期业界关注的学术焦点及其技术进步的轨迹。例如，在创刊初期，从实验表象获取客观认识的工作占主体，即运用交联葡聚糖(Sephadex)材料，氨基酸分析技术，细胞培养技术以及“组学”概念，结合蛋白酶学知识，探究有毒生物粗毒制品的在体药理学、临床效应和有毒生物物种(微生物除外)的地域分布特征。具体热点话题包括海生芋螺毒、抗毒血清制备、实验性手段、磷脂酶A2 (PLA2)等大分子酶类等。时间来到2006~2012，《Toxicon》更加注重基础生物毒素学(Basic Toxinology)与临床生物毒素学(Clinical Toxinology)的相互转化：不仅有利用新方法发现新毒素的奠基性工作，亦不乏从分子基因结构层面解释毒素中毒机理的深入研究，更有关注公共医疗健康、开发毒素型药物先导分子和临床抗毒诊疗的战略性上佳之作。涌现出一批代表性成果和人物，如Bravo等利用苏云金杆菌毒素作为杀虫剂先导物的研究、Catterall等借助蝎毒素解析电压门控钠通道构件以及Norton 和 Olivera在芋螺毒素镇痛功效的临床基础转化的研究等[6]。
数字见证
数字往往能如实反映一个刊物的成长历程。
2011年，《生理学报》总出版页数为635页，发表文章数87篇，较之2010年增长10%：其中综述14篇，研究论文60篇，实验技术5篇，科海拾贝8篇；其中英文文稿18篇。2011年退稿率为52%，平均发表周期4~5个月，2011年PubMed LinkOut 点击量每月在2 100~2 500次，共约27 000次，比2010年增加了约2 000次(数据来源：《生理学报》编辑部)。
《Toxicon》至2012年出版卷数已达16卷，年总出版页数超过2 200页，共收稿500余篇，文稿主要来自南美、欧洲和亚洲，平均出版周期已缩短至100天左右，年均下载量已接近450 000。影响因子业已从创刊初期的0.72，逐步攀升至2011年的2.51 [3,6]。
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安托万·博奎特曾为中国科技期刊支招：“对中国科学期刊来讲，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升级，而不是如何做‘大’。不要试图成为一本内容很泛的‘大’期刊，而要力图成为小而精的期刊，在细分领域形成很强的影响力。”或许，单纯的数据层面比较毫无意义，但同为“小身材”成就的“大气量”的《Toxicon》，《生理学报》能从中借鉴到什么呢？持之以恒、稳定的外部坏境乃是根本保障，“《生理学报》的前途离不开我们中国的前途”[1]；其次，坚守文化传承、拥有强力的依托支撑和一支高水准的编审队伍是内在引擎；《生理学报》的成长更需要赖以生存土壤的支持，中国生理学会理应在维系《生理学报》的学术影响力、推陈出新的复兴之路上担任主力军。
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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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刘志睿, 吉永华. 跨越代际的交融 　　——溯源《生理学报》和《Toxicon》的基准坚守与变革适应性[J]. 生理学报 2012; 64 (6): 758-760.

刘志睿, 吉永华. 跨越代际的交融 　　——溯源《生理学报》和《Toxicon》的基准坚守与变革适应性. Acta Physiol Sin 2012; 64 (6): 758-76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