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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启示——纪念中国生理学会成立90周年

杨雄里^*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032

摘要

现代中国生理学的发端可能更早一些，但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的成立绝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生理学研究从零散、无序向集中、有序的转换。星移斗转，90年弹指一挥，时间的巨轮正在无情地碾碎我们完整而清晰的记忆，许多往事的细节已逐渐变得十分模糊，可是学会建立的历史意义却越加突显出来。90年并不久远，但咀嚼这段历史，留下的却是不少耐人寻味的启示。余生亦晚，当我在1963年进入生理学领域，学会成立已卅余载，不过我还是见证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学会变迁和发展，并在学会服务多年，有幸奉侍于众多前辈学长近侧，亲闻謦欬。在纪念学会90华诞之际，我写下自己在回顾学会历史时所作的一点思考，以求教于学界的诸位同仁。 学会的创建人是林可胜(Robert Kho Seng Lim)教授。林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他对中国生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以在消化生理、痛觉生理方面已载入史册的成果，在国际生理学界树立了一个令人敬仰的中国生理学家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不遗余力培养、提携年轻的一代；在他周围曾聚集的一群学生，如冯德培、柳安昌、徐丰彦、易见龙、王志均等，日后均成为中国生理学各领域的翘楚，这是林先生为中国生理学所作的奠基性贡献。林先生的另一项贡献是在1944年起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由他本人出任主任，冯德培先生任执行主任，这个研究所正是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前身。在上世纪的50年代之后，上海生理研究所一直是中国生理学研究的重镇，在引导和推进中国生理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遗憾的是，1999年，中国科学院宣布撤销上海生理研究所建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17年，但上海生理研究所建制撤销的是非曲直，以及对中国生理学研究的优秀学术传统的历史传承，乃至对中国生理学发展的影响，终将由历史作出评判。 但是，我以为，林先生对中国生理学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创建了学会。上世纪20年代，中国战火弥漫，民生凋敝。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的林可胜先生，怀着“中国在生理学领域应有自己的学会组织”的理念，创建学会，并于1926年2月27日在北平(今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同年9月6日在北平举行的第一届年会上，林先生当选为会长，并决定出版“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生理学报》的前身)。翌日，在林先生主持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决定进行中国人的基础代谢调查[1]。自此之后，学会便成为我国全国性生理学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单位，而“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953年改为中文版的《生理学报》)则成为发表中国生理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可以说，学会的成立点燃了现代中国生理学研究的火种；林先生作为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学会的创始人，“既开风气又为师” **，他的重大功绩应该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曾经泼在他身上的污水应该统统擦拭干净。 对于学会早期的活动，我们只能通过前辈的记录去追溯了，但近50年来，学会组织的活动凡我参加的均历历在目。1963年冬，我第一次参加了上海生理学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会上充溢着浓重学术气氛的讨论，给我这个生理学领域的新兵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不久，先是“四清”，后是“文革”，一片乌烟瘴气，形格势禁，学会活动完全停止，直至“文革”的噩梦消散。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全国学会的活动是1985年学会的第17届大会(成都)，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在冯德培先生的鼎力推荐下，我当选为学会的常务理事。之后的各届大会我几乎无一缺席。1989年，我衔命在上海组织第18届大会，并当选为副理事长；在1998年第20届大会上又当选为理事长。在这段时间内，我更多参与了学会的活动，与众多前辈皆有过从，从而对学会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我深切感受到，每次大会都是对全国生理学研究队伍的大检阅， 成果的大交流，在中国生理学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学会走过的道路映射了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发展轨迹，追溯往事，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启示。 首先，学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学术为先”的良好传统和风气。在学会的草创期，只有几十名会员，尽管时局艰难，但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几乎每年举行年会，均有数十篇论文交流；而从第7届年会起则按生理、生化、药理、实验生物学科分组进行论文报告。这反映了在艰难时势下前辈生理学家殚精竭虑推进生理学科发展的巨大努力。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当时曾邀请包括巴甫洛夫在内的7名世界著名科学家为学会名誉会员，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更是翔实地反映了学术活跃的情况：即就1937年言，共出版二卷(各四期)，共计论文85篇(1 010页)，其中包括冯德培先生在神经肌肉接头领域先驱性的工作。正是因为其丰富的学术内容和优异的论文质量，“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赢得了国际生理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抗战、内战时期，正常的学术活动已不可能，但学会仍勉力组织学术活动，例如，蔡翘教授领导的学会成都分会每一季度组织学术报告会，并出版相应的刊物，令人肃然起敬。解放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政治运动频仍，但由学会支持的上海生理研究所主办的“电生理训练班 ”、“上海生理药理科学讨论会”，还是在中国生理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当“文革”的噩梦过去，万象更新之后，学会恢复了优秀的学术传统，摒除社会恶俗风气的侵袭，把各类学术活动搞得风生水起。除了四年一次的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还有各种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国际学术交流也日益活跃。1994年在上海召开亚大地区生理学联合学会(FAOPS)第三届大会，是学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之后，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频频举行。以此为铺垫，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获得2021年第39届国际生理学大会(IUPS Congress)在北京召开的主办权，这是众多会员亲眼目睹的。学会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充溢的这种正能量，形成了推进我国生理学健康发展的主流力量。这种优秀传统的建立，应该归诸于前辈生理学家的身体力行，他们在许多意义上是一群科学上的殉道者，视科学为生命，他们不愧是中国社会的脊梁。 学会历史给我们第二个启示是，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且不说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那个“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战火纷飞的时期，也不说“文革”那场浩劫，学会当时几乎完全停止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政治氛围对学会，乃至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紧要的。198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了一次祝贺老科学家工作50周年的庆典。当时，冯德培先生曾感慨地说：“由于不绝的战乱和频繁的政治运动，说是50年，其实我实实在在从事科研工作25年都不到。” 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相当一段时间，有些领导干部颐指气使，不遵循科学规律，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管理，瞎指挥、乱指挥，给生理学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王志均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解放后冲击生理学的两次“热浪”[3]。一次是在解放初，全国学习苏联的时期，生理学实验室都被号召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到处建隔音室，进行条件反射研究，盛极一时(这对学会的影响特别大：1953年学会协办的全国性巴甫洛夫学说学习班上，学会会员占总学员数的61%)，但几年后，又几乎全部下马。第二次热浪是全国范围的针刺镇痛研究。张香桐先生评述道：“在必须与官方保持一致的无声压力下，众多的生物学家和临床医生一起涌入针刺研究的领域，尽管他们对此并无真正的兴趣，而只是因为这是官方批准的项目，有可能得到国家的慷慨支持，甚至可以找到政治上的庇护地”[4]。由行政干预而致的这样的“热浪”使我国生理学的发展出现严重的失衡。另一个实例是1964年学会召开的第14届代表大会，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会上对学会的一些正常学术活动进行批判，并出现了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改组理事会的极不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文革”祸害的先兆[1]。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治气氛日益宽松、和谐，学会工作平稳、顺畅，对我国生理学的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就日见成效。 学会长盛不衰，一直是中国生理科学发展的核心和中坚力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是学会走过的道路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历史的启示。我参与学会工作前后凡30年，见证了常务理事会内部充溢的友好、融洽的气氛。在对议题的讨论时，自然会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争论，但大家均可畅所欲言，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专横的“一言堂”作风。在领导班子更迭的过程中，不争权，以学会的大局、学科的发展为重，民主协商，“能者为先”的气氛主导着整个过程。学会领导班子还十分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由于多种原因，学会领导班子在“文革”后老化的情况极其严重，第16届常务理事的平均年龄已高达63岁，班子年轻化已经刻不容缓。1985年第17届大会上，冯德培、张香桐等前辈率先垂范，主动退出领导班子，并力荐年轻人进入常务理事会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当选为常务理事。冯先生在闭幕词中高兴地说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年轻人参加了学会的领导班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学会又专门设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其中许多成员之后成了学会的领导成员，或进入诸多院校的领导班子。1986年，由张锡钧先生捐赠而设立的“张锡钧基金”，在鼓励、扶植青年优秀人才方面起到了特别的作用，一大批新星因此脱颖而出，获奖者形成了中国生理学界的中坚力量。 “生理学”无疑在整个生命科学中占有中心的地位，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始终没有改名即是明证。它确实是一门传统的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时间的风霜只能使这门学科变得更加熠熠生辉。试问，近年来以强劲势头崛起的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工程等等，究其根本，岂不都要回到在机体生理过程中的作用的终极目标上来？把“生理学”视作“过时”“老化”的学科，从态度上来说可以说是“短视”或“武断”，而实质上反映的则是在知识上的浅薄乃至无知。面临当前的形势，我们生理科学工作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自菲薄。当然，我们无疑必须锐意创新。正是因为生理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中国生理学会才成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而学会有历史，才有可能谈历史对我们的启示。历史从来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赋予我们对事物作出客观判断的能力，也能纠正曾经出现的工作中的偏向。如果我们在创新的历程中，不断从学会90年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从而获得启示，我们是否能更好、更有效地把握、推进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呢？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中国生理学前进的步伐，5年之后我们将迎来在北京举行的第39届IUPS大会，10年之后，我们将庆贺学会的百年华诞，中国生理学家无疑将自强不息，以坚忍不拔的努力，在世界生理学的百花园中，展示自己独特的风采！

历史的启示——纪念中国生理学会成立90周年

YANG Xiong-Li^*

Institute of Brain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现代中国生理学的发端可能更早一些，但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的成立绝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生理学研究从零散、无序向集中、有序的转换。星移斗转，90年弹指一挥，时间的巨轮正在无情地碾碎我们完整而清晰的记忆，许多往事的细节已逐渐变得十分模糊，可是学会建立的历史意义却越加突显出来。90年并不久远，但咀嚼这段历史，留下的却是不少耐人寻味的启示。余生亦晚，当我在1963年进入生理学领域，学会成立已卅余载，不过我还是见证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学会变迁和发展，并在学会服务多年，有幸奉侍于众多前辈学长近侧，亲闻謦欬。在纪念学会90华诞之际，我写下自己在回顾学会历史时所作的一点思考，以求教于学界的诸位同仁。 学会的创建人是林可胜(Robert Kho Seng Lim)教授。林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他对中国生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以在消化生理、痛觉生理方面已载入史册的成果，在国际生理学界树立了一个令人敬仰的中国生理学家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不遗余力培养、提携年轻的一代；在他周围曾聚集的一群学生，如冯德培、柳安昌、徐丰彦、易见龙、王志均等，日后均成为中国生理学各领域的翘楚，这是林先生为中国生理学所作的奠基性贡献。林先生的另一项贡献是在1944年起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由他本人出任主任，冯德培先生任执行主任，这个研究所正是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前身。在上世纪的50年代之后，上海生理研究所一直是中国生理学研究的重镇，在引导和推进中国生理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遗憾的是，1999年，中国科学院宣布撤销上海生理研究所建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17年，但上海生理研究所建制撤销的是非曲直，以及对中国生理学研究的优秀学术传统的历史传承，乃至对中国生理学发展的影响，终将由历史作出评判。 但是，我以为，林先生对中国生理学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创建了学会。上世纪20年代，中国战火弥漫，民生凋敝。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的林可胜先生，怀着“中国在生理学领域应有自己的学会组织”的理念，创建学会，并于1926年2月27日在北平(今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同年9月6日在北平举行的第一届年会上，林先生当选为会长，并决定出版“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生理学报》的前身)。翌日，在林先生主持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决定进行中国人的基础代谢调查[1]。自此之后，学会便成为我国全国性生理学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单位，而“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953年改为中文版的《生理学报》)则成为发表中国生理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可以说，学会的成立点燃了现代中国生理学研究的火种；林先生作为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学会的创始人，“既开风气又为师” **，他的重大功绩应该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曾经泼在他身上的污水应该统统擦拭干净。 对于学会早期的活动，我们只能通过前辈的记录去追溯了，但近50年来，学会组织的活动凡我参加的均历历在目。1963年冬，我第一次参加了上海生理学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会上充溢着浓重学术气氛的讨论，给我这个生理学领域的新兵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不久，先是“四清”，后是“文革”，一片乌烟瘴气，形格势禁，学会活动完全停止，直至“文革”的噩梦消散。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全国学会的活动是1985年学会的第17届大会(成都)，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在冯德培先生的鼎力推荐下，我当选为学会的常务理事。之后的各届大会我几乎无一缺席。1989年，我衔命在上海组织第18届大会，并当选为副理事长；在1998年第20届大会上又当选为理事长。在这段时间内，我更多参与了学会的活动，与众多前辈皆有过从，从而对学会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我深切感受到，每次大会都是对全国生理学研究队伍的大检阅， 成果的大交流，在中国生理学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学会走过的道路映射了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发展轨迹，追溯往事，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启示。 首先，学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学术为先”的良好传统和风气。在学会的草创期，只有几十名会员，尽管时局艰难，但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几乎每年举行年会，均有数十篇论文交流；而从第7届年会起则按生理、生化、药理、实验生物学科分组进行论文报告。这反映了在艰难时势下前辈生理学家殚精竭虑推进生理学科发展的巨大努力。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当时曾邀请包括巴甫洛夫在内的7名世界著名科学家为学会名誉会员，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更是翔实地反映了学术活跃的情况：即就1937年言，共出版二卷(各四期)，共计论文85篇(1 010页)，其中包括冯德培先生在神经肌肉接头领域先驱性的工作。正是因为其丰富的学术内容和优异的论文质量，“Th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赢得了国际生理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抗战、内战时期，正常的学术活动已不可能，但学会仍勉力组织学术活动，例如，蔡翘教授领导的学会成都分会每一季度组织学术报告会，并出版相应的刊物，令人肃然起敬。解放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政治运动频仍，但由学会支持的上海生理研究所主办的“电生理训练班 ”、“上海生理药理科学讨论会”，还是在中国生理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当“文革”的噩梦过去，万象更新之后，学会恢复了优秀的学术传统，摒除社会恶俗风气的侵袭，把各类学术活动搞得风生水起。除了四年一次的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还有各种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国际学术交流也日益活跃。1994年在上海召开亚大地区生理学联合学会(FAOPS)第三届大会，是学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之后，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频频举行。以此为铺垫，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获得2021年第39届国际生理学大会(IUPS Congress)在北京召开的主办权，这是众多会员亲眼目睹的。学会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充溢的这种正能量，形成了推进我国生理学健康发展的主流力量。这种优秀传统的建立，应该归诸于前辈生理学家的身体力行，他们在许多意义上是一群科学上的殉道者，视科学为生命，他们不愧是中国社会的脊梁。 学会历史给我们第二个启示是，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且不说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那个“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战火纷飞的时期，也不说“文革”那场浩劫，学会当时几乎完全停止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政治氛围对学会，乃至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紧要的。198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了一次祝贺老科学家工作50周年的庆典。当时，冯德培先生曾感慨地说：“由于不绝的战乱和频繁的政治运动，说是50年，其实我实实在在从事科研工作25年都不到。” 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相当一段时间，有些领导干部颐指气使，不遵循科学规律，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管理，瞎指挥、乱指挥，给生理学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王志均先生曾尖锐地批评解放后冲击生理学的两次“热浪”[3]。一次是在解放初，全国学习苏联的时期，生理学实验室都被号召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到处建隔音室，进行条件反射研究，盛极一时(这对学会的影响特别大：1953年学会协办的全国性巴甫洛夫学说学习班上，学会会员占总学员数的61%)，但几年后，又几乎全部下马。第二次热浪是全国范围的针刺镇痛研究。张香桐先生评述道：“在必须与官方保持一致的无声压力下，众多的生物学家和临床医生一起涌入针刺研究的领域，尽管他们对此并无真正的兴趣，而只是因为这是官方批准的项目，有可能得到国家的慷慨支持，甚至可以找到政治上的庇护地”[4]。由行政干预而致的这样的“热浪”使我国生理学的发展出现严重的失衡。另一个实例是1964年学会召开的第14届代表大会，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会上对学会的一些正常学术活动进行批判，并出现了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改组理事会的极不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文革”祸害的先兆[1]。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治气氛日益宽松、和谐，学会工作平稳、顺畅，对我国生理学的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就日见成效。 学会长盛不衰，一直是中国生理科学发展的核心和中坚力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是学会走过的道路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历史的启示。我参与学会工作前后凡30年，见证了常务理事会内部充溢的友好、融洽的气氛。在对议题的讨论时，自然会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争论，但大家均可畅所欲言，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专横的“一言堂”作风。在领导班子更迭的过程中，不争权，以学会的大局、学科的发展为重，民主协商，“能者为先”的气氛主导着整个过程。学会领导班子还十分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由于多种原因，学会领导班子在“文革”后老化的情况极其严重，第16届常务理事的平均年龄已高达63岁，班子年轻化已经刻不容缓。1985年第17届大会上，冯德培、张香桐等前辈率先垂范，主动退出领导班子，并力荐年轻人进入常务理事会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当选为常务理事。冯先生在闭幕词中高兴地说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年轻人参加了学会的领导班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学会又专门设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其中许多成员之后成了学会的领导成员，或进入诸多院校的领导班子。1986年，由张锡钧先生捐赠而设立的“张锡钧基金”，在鼓励、扶植青年优秀人才方面起到了特别的作用，一大批新星因此脱颖而出，获奖者形成了中国生理学界的中坚力量。 “生理学”无疑在整个生命科学中占有中心的地位，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始终没有改名即是明证。它确实是一门传统的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时间的风霜只能使这门学科变得更加熠熠生辉。试问，近年来以强劲势头崛起的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工程等等，究其根本，岂不都要回到在机体生理过程中的作用的终极目标上来？把“生理学”视作“过时”“老化”的学科，从态度上来说可以说是“短视”或“武断”，而实质上反映的则是在知识上的浅薄乃至无知。面临当前的形势，我们生理科学工作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自菲薄。当然，我们无疑必须锐意创新。正是因为生理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中国生理学会才成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而学会有历史，才有可能谈历史对我们的启示。历史从来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赋予我们对事物作出客观判断的能力，也能纠正曾经出现的工作中的偏向。如果我们在创新的历程中，不断从学会90年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从而获得启示，我们是否能更好、更有效地把握、推进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呢？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中国生理学前进的步伐，5年之后我们将迎来在北京举行的第39届IUPS大会，10年之后，我们将庆贺学会的百年华诞，中国生理学家无疑将自强不息，以坚忍不拔的努力，在世界生理学的百花园中，展示自己独特的风采！

通讯作者：杨雄里　　E-mail:

引用本文：

杨雄里. 历史的启示——纪念中国生理学会成立90周年[J]. 生理学报 2016; 68 (4): 363-365.

YANG Xiong-Li. 历史的启示——纪念中国生理学会成立90周年. Acta Physiol Sin 2016; 68 (4): 363-365